那些已经死去的活者

窗外阳光明媚，小池边的大鹅一如既往地喧闹非常，发出嘶哑又急迫的叫声。我坐在窗户旁的单人皮椅上，腿上盖着柔软的针织白色毯子，身旁的木凳子上摆着拿铁咖啡。阳光照在咖啡杯上，让人相信这杯冬日上午的咖啡会能够就这样一直一直地温热下去。

这两日读的书是《困在大脑里的人》，一名脑科学家写的半自传半科普读物。记录作者自己在脑科学领域的事业道路，然后以此为轨道铺陈出他在“处于意识的灰色地带”的病人身上得出的研究成果 — 在已经毫无反应、沉睡多时的植物人中，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，其实还是拥有清醒的意识的，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。他们会痛，也会感伤，他们能按照科学家所要求的，在脑中想象自己在打一场激烈的网球比赛，或者想象自己在原本的家里走动。

《潜水钟与蝴蝶》的作者罹患闭锁综合症，只有左眼皮能轻微眨动。旁人能够和他以字母表沟通，他也以此为媒介写出了一本书。但即使他能够以这种极为有限的方式与外界沟通，他全身的瘫痪和除去左眼皮以外的毫无生理反应，他变形的怪异外貌，就足以让旁人把他视为一滩没有感觉的死肉。他面前的电视正播放到运动比赛的高潮之处，电视被骤然关掉，他“被睡觉”了。他的身体在被挪动时，对方把他类似于摔地放到床上，他很痛，但他的表情依然木然呆滞，没有声音发出。甚至一日醒来，他忽然发现医生在沉默地为他缝合右眼，原因是他的右眼皮无力完全闭合，医生需要把眼皮缝合起来保护眼角膜的湿润。但这件事没有人对他解释过，他只是忽然醒来就发现手术正在进行，他疯狂地惊恐着医生会不会连他左眼也缝合，毕竟那是他和人间连接的唯一一道独木桥了。

罹患闭锁综合症的病人，即使大家知道他们仍然存有意识，依然会在日复一日得不到回应之后，放弃与病人沟通，继而放弃“病人仍然是一个有心智和思想的人”这个想法。可能是抱有这个想法去照顾病人，太累了吧，所以身边的人更愿意把病人物化成一块肉，只需要按流程来处理即可。那么连左眼皮都不能眨动，被医生宣判为植物人的那些病人呢？他们的意识被埋得更深，被逐渐退化和腐烂的肉体层层包裹，除了脑部扫描，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的沟通桥梁。

他们也许会在深深的海底疯狂地呼喊“我在这里！我还在这里！”也许会宁愿连最后的一点意识都丢弃，至少这样就不会感到痛苦了。

但这些，对于旁人而言却未必重要。

只要病人和旁人的沟通能力弱化到某一个程度，旁人就很容易忽视他们的意愿，忘记他们仍是有感受的人。对于卧病在床十年的老人，对于日后只能依赖机器维生的病人，旁人在如何"处理"或"处置"他们之前，未必会知会他们。对于他们的生死意向，也甚少会被问及。无论他们是被强迫死亡，还是被强迫生存，其实都未必人道。

我们大多时候会尽力完成逝者的遗愿，但我们更多时候却认为可以为没有希望好转的病人做主，忽视他们本人的意愿。从这点来说，他们比起死去的人，离活者应有的尊严更远。他们比死人更像死人。

在另一本讨论心智的书《人心的本质》里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[被认为]有心智的存在体会被尊重，会被给予责任和道德地位，而没有心智的存在体可能会被忽视、被摧残，或者被当作财产进行买卖……

心智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。心智不是一个客观事实，而是感知到它的人给予的礼物。心智与知觉有关，被批准进入‘心智俱乐部’的依据不是它们是什么，而是我们觉得它们看起来是什么。所以为了能进入‘心智俱乐部’，你必须表现出看起来有心智的样子。”

这实在是一段很残忍的文字。

读脑科学家从健康者的角度出发写的《困在大脑里的人》，比读作为病人以第一人称写的《潜水钟与蝴蝶》，读起来让人更累更难过。也许是从旁观者角度写就的文字，可以客观但毫无顾忌地表示同情和悲哀，而身处苦难之中的人，反而需要乐观来自我保护。

此刻我的腿上盖着一张柔软的针织毯子，坐在落地窗前，手背的皮肤上铺着一小片明亮的阳光。我想象自己是一个病人，也许我的身体患有残疾，也许某些肢体无法自如地动作，我想象自己身处的不是方便且温暖的家，而是一个疗养院中的房间里。那么此刻作为病人的我，会想什么呢？

我大概不会再那样关注体重、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、关注存款，也大概不会那么在乎那些平常让我烦心的事情。取而代之的，我会希望疼痛减少，样貌恢复回平常人的样子，我会希望自己有能力阅读，在读完一页书后能伸出手指自己翻书，我会希望自己能够说出话来、或写出字来，即使只是简短的词语也好。

我想，我一定会很希望重新过上现在的我所拥有的生活。